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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7日，侵入中国大陆的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被我击落后，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受到了很大震动，他们都认为要重新估计中国大陆的防空力量，并要研究新的对策。因此，对大陆纵深高空侦察活动间断了2年3个月之久。
直到1962年1月，美国迫于急需掌握中国在西北纵深地区研制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情况，才改用U-2高空侦察机恢复侦察。到同年6月底，U-2高空侦察机已窜入我大陆11架次，活动范围除新疆、西藏外遍及全国各地。（见下图1）
（图1：美制的“U-2”高空侦察机）
1960年底国民党空军以自美国训练回来的飞行员为基础，在桃园机场成立了独立第35中队，对外称“气象侦察中队”。随后即移驻公馆机场。该中队在行政上隶属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机中队。
1961年1月，美国秘密地把2架U-2分解空运到台湾公馆机场，第35中队即利用这2架飞机，开始在本岛训练。从1959年到1971年，国民党空军按美国要求，先后挑选了27名飞行员到美国接受训练，不断补充到35中队，使该中队经常保持有6名飞行员能执行任务。后来这27名飞行员有5名在入侵大陆时被击落，其中3名毙命，2名被俘，另有5名在飞行事故中身亡。
第35中队有个外号叫做“黑猫中队”,黑猫中队首任队长卢锡良曾在回忆中说过“南昌上空遭击落”一事，就是指我地空导弹部队于1962年9月9日在南昌地区伏击U-2飞机一事。
根据卢锡良回忆，国民党空军当时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派U-2重点侦察大陆的青海格尔木、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新疆罗布泊等地区核武器和远程地对地导弹研制工厂、试验基地等目标，其次是台湾当面、我东南沿海地区浅近纵深军事调动和部署情况。
U-2侦察机在侵入大陆的进出口和飞向重点目标的航线时, 一般都绕过大城市和可能部署地空导弹的重要保卫目标。对于未能击落U-2侦察机，眼看着让它一次次畅行无阻地窜入大陆纵深，为美国窃取中国的核心机密，又大摇大摆地飞回台湾，我人民空军感到很大的压力和屈辱，指战员们义愤填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分管作战工作的副司令员成钧，也是日夜焦虑，寝食难安。
同时，自1960年起，中国国内外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国内连续三年多殃及全国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及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国际上由于中苏两党在基本理论和外交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展开公开的激烈争论。当时的苏联领导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16日，单方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中止了原计划再出售给中国的4套萨姆-2地空导弹，并不再供给导弹零部件。那时，我国还不能自主生产地空导弹，原先引进的62发萨姆-2地空导弹也是打一发少一发，导弹零部件损坏和老化也难以更换维修，地空导弹部队的训练和作战也陷入困境。
1962年6月，空军刘亚楼、成钧两位领导多次召集作战班子，座谈研究对付U-2的办法。但每次研究都面对着在当时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①是高射炮的射程和歼击机的实用升限都达不到20000米以上,对U-2无可奈何；②是唯一能打下U-2的武器只有萨姆-2地空导弹,但是这种武器是专门为重要地区防空设计的，结构笨重，对阵地条件要求高，不适于机动作战。而且当时全国只有5个地空导弹营，3个营拥有的萨姆-2导弹要用于保卫首都，另外2个营的萨姆-2导弹需要用于科研仿制和院校教学，也没法动用。
在一次小型作战会上，集中研究了萨姆-2地空导弹究竟能不能机动作战的问题。
刘亚楼提出:“地空导弹部队在初建时到西北基地打靶，不是也带着它动了吗?”
这时有人插话:“我们在首都周围调整作战部署时，也动了嘛!”
“不过，那是小动咯!”又有人插话。
“大动、小动、都是动嘛!”有几个人同时插话。
“对，对，大动小动都是动!”刘亚楼听了插话很高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成钧面前问:“成副司令员有什么看法?”
“这几天，我正在同几个营长商量这件事呢!”成钧回答。
“好!他们的意见怎样?”刘亚楼问。
成钧说:“困难是不小，但还是可以挪得动的。关键是看军委能不能解除他们保卫首都的战斗值班任......
“对！对！对！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刘亚楼兴奋地在室内转起了圈子。
成钧又缓缓地说：“老呆在北京，不动，总不是个办法。U-2不来，你几个营不都成了呆兵！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这就应了古书上那个守株待兔的故事!我们都快成了那个傻咕隆咚的笨蛋猎手啦!”刘亚楼又补充说。
小型机密的作战会,从白天开到深夜。最后，大家终于创造性提出了一个古老又新奇的战法“导弹游击战”。即把地空导弹部队撤出北京,机动到外地去设伏，只留一个营在北京，继续担负保卫首都的战备任务。
但是，U-2飞机入侵的进出口和航线，是不断变化的，在祖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把作战有效半径仅有29公里左右的几个导弹营，机动到哪一点上，才能压准敌机的航迹呢？按照刘亚楼的说法就是把这个“宝”押到哪里去呢?这又是颇伤脑筋的事。经过与会人员分析、比较、设想、论证、查询，最后决定第一步先机动到U-2进出比较多的湖南长沙去。
这个新战法和设伏点经过军委贺龙元帅批准，1962年6月27日，地空导弹第2营撤出北京，隐蔽地机动到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设伏。
第2营在炎热的夏季机动到长沙，这一等就是50多天，然而U-2飞机并没有出现。夏季的长沙，也真不愧为中国的“火炉”之一，酷热难当。指战员们住在单层帆布的帐篷里，帐篷不过两米高，床铺紧挨滚烫的地皮，热得像蒸笼，蚊虫又很多，叮得人坐立不安。加之当时国家经济困难，部队携带的给养，有50%是白薯面，50%是玉米面，生活很艰苦。这时，部队中开始出现了急于求战的焦躁情绪。
这期间在北京的成钧副司令员和作战指挥人员，也在严密地注视着情况的发展，更深入地研究敌机活动规律。他们发现U-2侦察机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①是11次进入内地侦察有8次经过南昌，这里似乎是它的一个航行检查点；②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一旦发现有我航空兵调动，通常都要出来侦察。于是决定在8月27日，将地空导弹第2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
1962年8月29日夜，第2营又秘密进入江西南昌向塘机场附近的阵地展开。该阵地两边各有一个小山丘，山丘之间有一块长着松林的洼地。第2营营长岳振华让4个发射架摆在两个小山丘下的土堆上，让制导连和其它设备隐蔽在洼地里。
第2营很快把简易阵地整修完毕，又在阵地上守候了一个星期，仍不见U-2侦察机的踪影。
为了引敌机出动，9月7日空军令驻南京的1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令从南京出动1架杜-4重型轰炸机，以8000至10000米高度直飞江西樟树机场。
台湾的蒋介石沉不住气了，于9月8日中午派了1架U-2飞机到广州地区探查虚实，后又安全地飞回台湾。
但蒋介石仍不放心，于9月9日6时许，又派了1架U-2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直奔福建方向飞来。
7时32分，U-2经平潭岛以高度20000米，时速800公里进入我大陆上空。
7时50分，营属目标指示雷达发现目标，距离256公里。岳振华在制导雷达显示车上下令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敌机继续接近，当距阵地116公里时，岳振华下令：“导弹四发，接电准备。”
7时59分，敌机侧飞临近至75公里，岳振华心情十分激动，竭力压低嗓门下令:“打开制导雷达天线。”藏在山洼里的雷达天线飞快地旋转起来，目标立即被抓到！下一步就要发射导弹了，胜利在望。
可是，雷达操纵员发现敌机在南昌东北，向鄱阳湖飞去，“敌机侧飞临远跑啦!”岳振华无奈迅速下令关闭制导雷达天线，全部解除导弹接电准备。这是一个痛苦的，又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因为制导雷达天线开机的时间不能过长，过长了敌人机上电子侦察设备能捕获电磁波信号，分辨出制导雷达频率，将会采取措施对付我们。导弹“接电准备”时间也不能超过25分钟，超过了，再“接电准备”前就要冷却20分钟。
岳振华是一个头脑清醒、敏感、决心果断的优秀指挥员，他研究过敌U-2飞机9月8号侵入广州的经过，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当时敌机先在广州70公里外侧飞，绕飞了半个弧圈后，突然扭转机头，从广州上空一掠而过，便完成了侦察照相的任务。岳振华判断，今天的敌机很大可能会故伎重演。他想到这里，立即通过扬声器，告诫全营指战员:“大家注意，大家注意。不要松懈。敌人可能回窜。”并命令目标指示雷达继续跟踪监视敌机。（见下图2）
（图2：地空导弹2营营长“岳振华”）
果然不出所料，敌机飞过九江上空后，突然左转回窜，向2营阵地直线飞来。
8时30分，距离102公里时，岳振华令导弹再次接电准备。78公里时，令再次打开雷达制导天线，当即抓住目标，测出目标航路捷径6-8公里，岳振华抓住战机，下达射击决心:“前置法，导弹三发，29公里消灭目标。”顷刻间，一阵震天动地的巨响，三发导弹冲向敌机，第一发飞越目标后自毁，第二、三发与敌机遭遇，当即把U-2侦察机击毁。飞机残骸坠于南昌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见下图3）
（图3：击落U-2侦察机全路程简图）
随后，被击落的U-2侦察机飞行员，也是国民党空军少校陈怀生身中弹片，经抢救无效死亡。陈怀生原名陈怀，在他此次出动前，蒋介石召见他时，专为他题了一个别号“怀生”。在他出事后，台湾当局还修建了所谓“怀生厅”。
这是中国人民空军第一次打下了一架U-2飞机。这次战斗后，从敌机残骸中缴获了两种电子侦察装置：①是通讯侦察装置，用于接收陆空联络和空中联络的电子信号，能准确测定工作频率、记录通讯内容和密码暗号；②是雷达侦察装置，能接收各种地面雷达信号，记录雷达电磁波波段、频率等。后来据各种信息证实，美军称这两种装置前者为第3系统，后者为第6系统。
这两个侦察装置由我国防科委所属电子研究所修复测试时，发现一种新的电信号，后经空军技术部田在津参谋鉴别，才知道U-2侦察机已捕获我萨姆-2制导雷达发射的电脉冲重复频率，也算是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