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男性“女性化”的话题牵涉到另一个话题——女性是否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他认为，从教育学角度看，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立自强意识。在应试教育下，应当注意所有孩子的身心健康，现在高中生中80%的近视率和20%以上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都能说明，现在不仅是男性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学生的问题。

熊丙奇称：“当下需要体育教育解决孩子的体质下降问题，并在体育活动中锻炼他们的精神意志。”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文道认为，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是个问题，男性应当体格健壮，文弱不是男性的基本特征。“我们更强调家庭建设，父亲的存在对于男孩男子汉的气质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

李文道表示，现在学校男老师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男孩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长期处于一个偏女性化的成长环境，对男孩性格的形成缺少正常健康的榜样。

“柔弱、自卑、胆怯”等词汇不仅负面，而且被与“女性化”联系起来，显现出该提案隐含着的性别刻板印象。

“男子气概”不是一时兴起

对男性力量和体育精神的培养是有迹可循的

19世纪，英国学校首次引进体育，它被认为是男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国教牧师、社会改革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是体育进校园的主要推手之一，他认为，“在操场上男孩们能够习得书本无法教会他们的美德；不仅仅是胆量和耐力，还有更多冷静、自制力、公正、荣誉、对他人成功不加妒忌的真诚欣赏，以及优秀男人进入社会后所需的互惠互让精神。”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就是一个无比强调“阳刚之气”的时代，同时被后世历史学家认为是英国历史上享有最长久和平的时期之一。在种种经济、社会、文化变革中，一种新的男性理想取代了过去与“战士”形象相连的男子气概定义，且持续影响至今。它的定义、成因和折射出的社会群体心理给我们似曾相识之感。

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帝国扩张和日益尖锐的性别区隔

重新定义“男子气概”

英国的“男子气概”发展渊源是怎么样的？英国罗汉普顿大学（Roehampto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约翰·托什（John Tosh）认为，以下三个方面构成了1800-1914年英国的时代特征：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帝国扩张和日益尖锐的性别区隔。在这个越来越城市化、市场经济导向和工业化的社会中，一系列对男子气概的全新要求开始出现：这种被托什称为“布尔乔亚男子气概”（bourgeois masculinity）的男性理想发祥于中产阶级男性群体，并逐渐成为全社会的理想男性典范。

19世纪的男子气概在两个方面体现出其“现代性”。

第一，职业自豪感和职业道德被日益视作男子气概的核心组成部分——拥有一份有薪酬的体面工作首先成为英国中产男性的理想，一代人之后，工人阶级男性也开始接受这一理念。在丈夫赡养家庭、妻子居内持家的时代，养家糊口的责任被不断正当化、崇高化为男性的道德义务和自我实现渠道。

第二，家庭被男性赋予了更高的意义，维多利亚时期也因此被历史学家称为一个拥有“家庭生活崇拜”（the cult of home）的时期。人们开始将家庭/私人领域和工作/公共领域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家庭被视作男性的庇护所——在市场竞争中奋力搏杀后，他们回到温馨的家里，逃离喧嚣丑恶的城市生活和残酷的市场关系。

当人们渐渐认识到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的时候，一种之前被推崇的“暴力崇拜”逐渐被社会主流文化所摒弃。这也是“男子气概”进化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思想的变化。从1850年到1914年，可公诉罪行的审讯数量下降了1/3，尽管同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翻了一倍。

此时在英国大盛的性别研究学者们普遍共识是，一种“男女有别”的二元性别模型在维多利亚时期被奉为圭臬：男性特质与活力、力量、果断和理性相关，他们还是公共领域的主宰；所有与上述内容相反的特质就是“女性的”。

恐同、通俗文学里违背道德的行为

激化性别差异、促进男子气概的进化

托什指出，在18世纪，“女里女气”指的是那些喜欢与女人为伴，热爱奢侈和炫耀，却不注重培养身体和武力成就的男人。然而在19世纪，“女里女气”的指控范围因为性别差异的标志更为明确而大大缩小。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所体现的，“女里女气”在19世纪末主要是指同性恋，它被视作一种道德堕落，一种对社会有威胁的“他者”。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也在男性群体内部造成了冲突，对性别的极化观点造成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更尖锐的区分。也进一步促进了“男子气概”的进化和发展。

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为例，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英国文学与文化教授拉尔夫·施耐德（Ralf Schneider）发现，“伟光正”的男性形象并不为小说家所喜，现实主义小说中罕见正面反映那些被“布尔乔亚男子气概”所重视的特质（健硕身体、父亲身份和事业成功）的男性角色。

尽管维多利亚时期无比强调“男子气概”“阳刚之气”，但学者们指出，在当时的公共话语中，男子气概的再现（representations）几乎总是强调其模棱两可和无把握的面向，因此暗示了19世纪男子气概的内在意识形态冲突。通俗小说中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男性，他们或许乍看之下符合主流男性气质的期待，但随着故事发展，读者总是能发现他们身上的模棱两可之处。

在《德古拉》中，年轻有为、雄心勃勃的地产中介商乔纳森·哈克虽然看似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中产男性典范，但在强大迷人、精力旺盛的吸血鬼伯爵德古拉面前，他的柔弱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夏洛克·福尔摩斯也是一个去理想化男性角色的有趣例子，作者柯南道尔通过华生医生之口点出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侦探古怪荒诞的一面。福尔摩斯会因为一位女子的才智而钦慕于她，亦不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男性气质的要求（在当时，理性和智慧被认为是男性专有之物。）在施耐德看来，通俗小说中缺乏理想男性角色说明了理想男子气概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现实男性难以企及的，小说中对男性性别理想的否定其实是对现实生活中男性缺陷的间接承认。

“男性并非无坚不摧”

大流感等传染病重塑“男子气概”

在《流感大历史》一书中，英国医疗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指出，流感在1895年、1898年和1899-1900年显著复发，随着首相罗斯伯里等名人患病的新闻被广泛报道，人们开始改变对男性应当如何应对流感的普遍观念。公共卫生危机迫使人们直面“男性并非无坚不摧”的事实。

在此之前，男性的健康被认为取决于精神和身体的坚忍或勇气，男性声称自己身患流感，或表达对流感的担忧会引发品格质疑。当流感普遍存在时，医生们开始意识到，“强健的体魄”并不能预防流感，男性甚至比女性更容易得流感，因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更容易疲劳，因此更容易遭到病菌侵袭。

在女性社会地位与男性逐渐趋于平等甚至某一时期女性社会地位超过男性的状况下，男性面对长久以来“男子气概”观念的归化会面临更多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所谓“男子气概”并不是无坚不摧，面对物理和生物学上的挑战，男子气概显然有他的脆弱额一面，但属于“男子气概”该有的道德、责任感和健康的体魄等素质是不会被磨灭的。

为了维持具有“阳刚之气”的形象

男人需要不断锤炼自己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人类学教授大卫·D.吉尔默（David D. Gilmore）在《发明男性气概》一书中指出，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存在一个反复出现的观念，“即真正的男性气概不同于简单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男性特质，前者并非伴随生物体的成熟同时来到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或人为的状态，即男孩们必须战胜强大的逆境。要具有男性气概是困难重重的，也是一道男孩必须在考验中通过的关键门槛。”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这一段话：

“在人类当中，纯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无论是在心理意义上，还是在生理意义上，都无法被找到。相反，每一个体都表现出一种混合特点，其中包括属于个人的这一性别的特征和与其对立性别的特征；他显示出积极与消极的混合特点，无论这些特征是否与他的生理特征一致。”

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始提到的“教育部对“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现象提高重视并将从加强体育教师配备、加强学校体育制度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等方面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

参考资料：

[英]马克·霍尼斯鲍姆.《流感大历史：一部瘟疫启示录》.格致出版社.2021.

[美]大卫·D.吉尔默.《发明男性气概》.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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